返回 2024年09月13日

　　◎岳桂荣

　　母亲的爷爷是私塾先生。每天割完猪草回家后的母亲，来不及摘掉头发上的青草，就小跑着奔向村后头太姥爷的私塾教室。温暖的阳光亲吻着母亲贴在后背黑黑的马尾辫。很快，母亲的鼻尖就亲吻上了太姥爷私塾教室白色的窗纸，踮起的脚尖儿勾到了教室内翻书的声音，轻巧的风儿透过细细的窗缝和薄薄的窗户纸，把教室内并不整齐的读书声衔到母亲耳畔：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扁担槐木解，油筐草绳拴。
　　太姥爷了解母亲的心思，但总是说：你不用着急，大大再上就中。偶尔，太姥爷会在家教母亲认识一些字，一个个黄豆大小的字是母亲最喜欢闻的味道。1947年，太姥爷被列为斗争对象，4周岁的私塾在6周岁母亲的望眼欲穿中提前完成使命。
　　外公患心脏疾患，外婆小脚不能出门，作为家中长女的母亲早早承担起家庭重担。她给自己下达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全身心供应舅舅考学。家里的牛羊鹅鸡兔跟着她的脚印不停地转，田里的玉米棉花小麦喜欢低头抚摸她小小的脸蛋和胖乎乎的小手，村南头常年浑浊不动、黄绿色的那汪水默默陪伴夜归的她。舅舅考上了胶州师范。看着录取通知书，母亲开心地笑了，笑容里荡漾着对舅舅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冀。
　　父母结婚后，我们姐妹四人相继出生、上学。生活无论如何窘迫，我们的学费从来不拖不欠。父亲病逝时，大姐、三姐、我都在求学。村里很多人建议母亲让我们辍学，好早点帮着下地干活。末了加上句：反正是女孩子，读书也没用。对此，母亲总是温和而坚定地回答：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再苦再难，我都供应。母亲的话拦住了想继续劝阻的人，推动了我们仨吃上“国家粮”的步伐。
　　母亲不“知书”却“达礼”。踏上工作岗位前，母亲反复跟我们强调上班三项纪律：一是不准迟到；二是不准拿公家一分一毫东西；三是与同事友好相处。母亲的絮叨像一盏启明灯，照亮我们的心胸，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母亲义务当我们的工作纪律监督员，一当就到了我们近退休时。母亲礼数的核心始终是先人后己。我小时候，叔伯大爷家孩子多，粮食不够吃。每年新麦子刚晒干，母亲就推两袋过去，说家里地方窄，临时帮着放放，她的满脸谢意让大爷大娘忙不迭找地方。奶奶在我们家住时，母亲总把白面馒头和菜中仅有的几片肉盛给她吃，自己永远吃最不好看、最没滋味、最凉的饭食，惹得奶奶总说母亲傻。
　　母亲不傻。70岁之前，母亲一直帮我们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经常去附近小超市买果蔬。等称完重，母亲也算好了账，连年轻的收银员都不得不佩服她口算的速度和准确性。偶尔收银员算错一次，母亲便耐心和她核对，直到无误才离开。
　　母亲拒绝接受我们赠送的礼物。无论是生日还是过节，送给母亲礼物时，母亲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多少钱？如果是衣服，她会责令立即退回，这让我们无数次尴尬又无数次和她争执，最终却总是母亲胜出。是母亲的理论占了上风：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她说，过日子要细水长流，如果平日里不算计花钱，有朝一日就会被钱难倒。
　　母亲年纪大了，严重的膝关节炎让她无法外出，越来越重的眼疾让她再也无法做缝补衣服的活计。我们上班后，就剩下她一个人孤独地待在家里。为了打发寂寞难熬的时光，除了躺在床上呆呆地看会天棚，母亲有时会拿起剪刀剪纸，各色窗花经她不断变幻的手势扑棱扑棱跳到桌子上，像极了要飞的模样。有时她会找来废纸用反面写字，写得都是我们姐妹四人和五个外甥女的名字。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得足够大，笔画看上去生疏、夸张，但能读出母亲下笔时的认真。提笔写字的母亲时而微笑，时而黯然，时而喃喃自语，时而缄默不语，笔下的名字便带着她的种种情感一笔笔跳落到纸上，如同一个个鲜活的生灵。母亲啊，想您在写每个人的名字时，脑海里浮现的一定是念念不忘的流金岁月。
　　我的母亲，虽然您没读过书，但您的认知，您的为人处事，您的言传身教，您的克己向上，您对孤独的接受，您对病痛的隐忍，您对家庭的付出，您对我们的爱，俨然就是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