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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1月23日本报4版）
三、太学受业
　　郑玄21岁时到北海国相府任职不久，就在杜密的举荐下到太学受业。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是古时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求学读书圣地。从广义上说，太学上古就有，上古、夏、商、周，太学的称谓各有不同。五帝时期的太学名为成均，夏朝称东序，商朝称右学，周代太学名为上庠，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狭义的太学是指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采纳董仲舒 “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开始在长安设置的太学。汉代太学里的老师由朝廷征聘或社会荐举的“名流学者”担任，称之为“博士”，太学生称之为“博士弟子”。太学博士的选拔标准十分严格，如东汉时，不仅要求博士学术高深、品德高尚，还对被选拔博士的年龄作出了硬性规定，要求必须在五十岁以上才有资格被选拔为博士。西汉武帝初办太学时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到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到东汉桓帝时，太学生人数达到三万余人。各朝各代太学的规模、学制、教学内容、学生入学条件各有不同，如在学生的来源和入学方面，东汉规定：①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员，皆可遣子受业；②郡国所举高材明经者，亦有国家所试明经下第者；③郡国学明经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经地方选送可入太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由地方官府、郡国学校和名儒推荐到太学的优异人才，相当于现在的特荐生。如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蜀郡成都有一个叫杨终的人，“年十三，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这个杨终就属于被官府太守推荐到太学学习的特荐生。从当时郑玄的身份条件看，均与朝廷所规定的三条入学条件不符，他和杨终一样，是被杜密以特荐生的身份推举到太学就读的。
　　经学是当时太学生们学习和研读的主要内容，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立太学，由五经博士在太学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公羊春秋》后，官员大都以经入仕，不通经学一般不能做官。因此，太学的学习就以传授和攻读经学为基本内容。经学发展之初，只有师说传承不同，而无学派之分，但随着经学的发展，经学逐渐分成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学派。出现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学派的主要原因是经书的来源和书写文字的不同。众说周知，经过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和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律》的颁布实施，加之秦朝末年的连年战火，《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书籍基本上被毁坏殆尽。西汉建立后，为征集和搜求儒家书籍，除于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律》外，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进行征集：一是让一些秦朝时的老儒生凭记忆将那些口耳相传的儒家经典与解释背诵出来，由他们的弟子或官府派人记录并整理出来，因用这种方法整理出来的书籍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记录书写的，叫做“今文经”。二是大力征集和搜求民间藏书。汉初，民间儒生在秦始皇焚书期间埋藏起来的一些儒家经典相继被发现。著名的如景帝末年，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在曲阜城扩建宫室苑囿时，毁坏了孔子故宅，在拆除孔子故宅时从孔子故宅墙壁间所发现了用古文字所写的《古文尚书》《逸礼》《论语》《孝经》等书籍；再如河间国献王刘德用重金在民间征集到了数量可观的儒家经典，并将之献给朝廷。因这些典籍都是用秦朝以前的大籀等古文字书写的，叫做“古文经”。
　　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来源和书写文字不同，其对经文的解说和观点也差异甚大。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因此，在解经时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和宣扬君权神授、大一统、三纲五常思想，喜欢附会现实政治，迎合统治者的喜好，参杂当时的谶纬迷信，把经书说的神乎其神。而古文经学家则崇奉周公，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把孔子视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在解经时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注重对经籍的整理、考订、训释，把儒家经典视为古代的历史资料，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经书，与现实政治关系相对要疏远一点。古文经学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在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不但立于官学的经书全部是今文经，而且立于朝廷的五经博士全部是今文经学家。期间，古文经虽然被发现，但大多收藏在朝廷皇家图书馆密室中，仅有少量古文经书在民间流传。西汉末年，有一个叫刘歆的著名经学家、学者，在和他的父亲刘向奉汉帝之命整理校刊皇家图书室藏书时发现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书，刘歆对这些古文经书十分推崇，他对这些经书进行了整理并试图上奏汉帝，将这些古文经书立于学官，由此引发了历时近200年的古今经文之争。
　　由于两派之间的分歧严重，从西汉末期起一直到东汉两派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争论。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和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古文经与今文经两派互相攻讦，各言其是，使儒生们莫知所从。
　　尽管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一样，都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但因为今文经学较之古文经学能更好地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并与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学说得神乎其神。因此，今文经学比古文经学更能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和支持，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末年，朝廷立于学官的五经均为今文经，所设置的五经博士也均为今文经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朝廷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