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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大师郑玄生平事略 岳德成 王述忠 　　（上接2月27日本报4版）
　　郑玄被禁锢后，绝了仕进之路。为避“钩党”之嫌，保护家人和学生，郑玄一方面解散辞退了大部分跟随他受业的学生，从不其回到高密家中，只留下极少几个弟子在身边传授经业；另一方面除耕种田地外，杜门不出，隐修经业，开始注疏经书工作。五经之一的“三礼”注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三礼”是《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的合称，也简称为《礼经》。其中，《周礼》也称《周官经》，据称是周公所作，该书记载了先秦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礼制等制度，以及审美时尚、工艺技能等，并描绘了古代政治机构的轮廓，直接影响了以后历朝历代国家机构的设置。《仪礼》原称《礼》，汉代人开始称《士礼》，到了晋代才称《仪礼》。它是东周以前的上古礼仪汇编，相传为孔子采集周朝以及鲁国等行将失传的礼仪整理而成。《礼记》是古代各种有关礼仪文章的汇编，有专门说明《仪礼》的，有记载各种礼制的，有记载日常生活礼节和守则的，内容及其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状况、器物制度、儒家思想的专著。《周礼》《仪礼》《礼记》三者所侧重内容各有不同，《周礼》侧重于国家朝廷的礼法制度，《仪礼》侧重于封建贵族士大夫的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侧重说明各种礼仪的。“三礼”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但自汉武帝时立为五经之一，直到东汉后期的300多年时间里，由于注疏难度大，《礼经》一直只有师授而无注解，古文经大师马融也只注了《仪礼》中的《丧服》经、传部分，可见注疏难度之大。据史料记载，“三礼”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卢植提出来的，但却是从郑玄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之后，才确定下来的。《礼记》49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也始自郑玄。由于成书年代久，跨度时间大，特别是由于礼仪、器物、居室、畜禽等名称的变化，今天我们要读懂“三礼”若没有郑注几乎是不可能的。“三礼”郑注在帮助我们弄明白“三礼”的内容方面，以及在订正经文的错谬方面，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而且郑玄在解释经文时，又补充了许多经文之外的材料，大大丰富了文献的内容。这些材料在当时肯定是有文献或师说可据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赖郑注而得保存其若干，这也是郑注的一件大功劳。又由于郑玄作注博综古今，广洽精详，兼采异说，若能详加条分缕析，弄清其源流，对于后人研究汉代的学术史，亦将大有裨益。郑玄对礼义的阐发，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很有价值的遗产。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等，都离不开郑注。尤其是今天考释地下发掘的先秦以至地下的文物，郑玄的《三礼注》更是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总的看，郑玄遍注群经，而对“三礼”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礼注》遂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孔颖达甚至说“礼是郑学”，这无异说礼是郑学的精髓和主干。《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短文，至南宋朱熹（公元1130年—公元1200年）将其收入“四书”之中，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一跃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后来又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明朝以来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大学》乃成为国人熟知的古代经典，其思想所造成的影响也普遍深入人心。到了明朝，王阳明（公元1472年—公元1528年）选择了汉代郑玄整理的《大学》，徐爱称其为“旧本”，阳明称其为“古本”，说古本有权威性，能建立信任感，并用“古本”教授学生。目前有学者进行过研究，见于史书记载、有姓名可考的弟子就有四百多名传播其思想，从而将他的心学思想体系推向了极致。自古以来研究郑玄礼学的著作浩如烟海，并分为“中郑”、“驳郑”两派，这正说明郑玄礼学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述古诗》称赞郑玄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顾氏是从不轻易赞颂古人的，但却对郑玄称扬备至，由此也可见郑玄礼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
　　在郑玄杜门精心注“三礼”期间，还和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发生了一场在经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论战。何休(公元129年—公元182年)，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省兖州市）人。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大师。何休为人质朴，不善言谈。相传，当他的门徒有问题要请教他的时候，何休就用书面方式来回答。但他性格厚道，笃志好学，很有主见。他精研六经，远近闻名，对“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莫不成诵”。他曾诏拜郎中，因不合于自己的志愿，以病辞去。后太傅陈蕃召请他参与政事。党锢事起，陈蕃被杀害，何休也遭禁锢。在被禁锢期间，他闭门不出，精心研究今文经，尤好《公羊》学，用功十余年，撰成《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为《公羊传》制定“义例”，系统地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可以说是从理论上对两汉的公羊学做了总结。何休还站在《公羊》学的立场上，为伸《公羊传》而驳《左氏传》《谷梁传》，他著成《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书，意思是：《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如墨子守城一般，难以攻破；而《左氏传》学义理乖谬，背《春秋》之旨，如同病危之人，已入膏肓；《谷梁传》也是问题很多，如得了不能治愈的重病，像个废人一般，已不可救药。何休以《公羊》学为武器，通过对《左氏传》《谷梁传》的贬低和批驳，以宣扬今文经学，排斥古文经学，这等于对当时已被士人与学子认可的古文经学提出了挑战。
　　郑玄看到何休的著作后，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左氏传》《谷梁传》也不是一无是处。为应对何休的挑战，郑玄有针对性地著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部著作，对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义理进行批驳。《发墨守》意为像攻破墨子守城一般的防线攻破《春秋公羊传解诂》的防线；《针膏肓》意为像针治被称为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针治好《左传》的病情；《起废疾》意为像救治残废的病人一样救治起《谷梁传》的废疾。郑玄在著作中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对何休在《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中提出的论点一一进行批驳，使何休无以为辩，以至使何休在读了郑玄的文章后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并用他自己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由此可见郑玄在驳斥何休时见解之高，立论之精确。
　　郑玄战胜何休，古文经学派占了上风，从而结束了自汉武帝以来由今文经学独尊到古、今经学争斗不止的局面，促进了今、古经学的融合。范晔在《后汉书·郑玄传》中说：“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意思是东汉初年，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说，后来马融回答北地太守刘瑰和郑玄回答何休，因为义理考据，博达精深，从此古文经学才昌明起来。同时，郑玄驳斥何休的三部著作面世后，不仅使论敌心服口服，也使广大士人书生无不为之感叹，佩服之至。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郑玄的声誉越来越高。据晋朝著名文学家王嘉在《拾遗记》一书中记载，郑玄与何休论战胜出后，郑玄家中一时出现了“求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的盛况。郑玄的名声日隆，声望远超过何休，徒党遍于天下。
　　据史料记载，郑玄在被禁锢期间，除注《三礼》和著成《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书与何休论战外，还先后撰写了《六艺论》《答临孝存<周礼>难》等论著，同时，还为一部分纬书作了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