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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3月6日本报4版）
六、守节不仕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农民大起义。起义爆发后，天下云集响应，势如破竹。为防止被禁锢党人和农民起义军联手反抗朝廷，荒淫无道的汉灵帝不得不接受北地太守皇甫嵩和中常侍吕强的谏议，解除党禁，赦免天下党人。解除党锢的诏令下达后，被禁锢14年的郑玄才获得自由，此时，他已58岁了。
　　郑玄曾先后游学十几年，特别是他在被禁锢期间注疏的《三礼》和与何休的论战，使他成为名动朝野的著名经学大师，无数学子投到其门下师从受业。郑玄解除禁锢后，从县到州郡各级官府多次举荐他入仕为官，而他却一再表示自己早已绝意仕途，不愿为官，一心想杜门注经，授徒传业。尽管如此，朝廷以“贤良、方正、有道”（德才兼备）等名义征召他入朝做官的辟除书表接踵而至，但始终表示拒绝入朝为官。因此，注经授徒和千方百计拒绝逃避朝廷官府征召、拒不入仕成为郑玄晚年生命轨迹的最重要的内容。这里先说说他是如何拒绝征召、守节不仕的。
　　党锢解除之初，郑玄所在的高密县、北海国就纷纷以“贤良方正有道”的名义举荐他入仕为官，被他一再拒绝。
　　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灵帝皇后的哥哥、专擅朝政的外戚大将军何进得知郑玄名望后，为了笼络人心，征召他入朝为官。州郡官吏畏惧何进的权势，尽管知道郑玄不愿入朝为官，也逼迫他立即应召入朝。郑玄不得已，只好千里迢迢到京城洛阳入朝去见何进。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不但为郑玄准备了入朝时穿的朝服，还在会见郑玄时设几（案几）、杖（拄杖），对郑玄礼敬有加，以国老之礼待之。郑玄为保持自己不入仕途的名士志向和节操，在去进见何进时，没有穿戴何进为他准备的朝服，只穿戴着普通儒者的巾服与何进相见。郑玄在与何进进行了礼节性会见后，仅住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职就离开京都回家了。
　　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朝廷太尉、司徒、司空三司府曾先后两次发令征辟郑玄入朝授官，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征召。
　　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郑玄与荀爽、申屠蟠、襄楷、韩融、陈纪等14人并被征为博士。博士即博学通达之士，与现今是学位名称不同，古时是官职名称。东汉时的博士官职在朝中虽说官秩不高，属于朝中小官，其享有经学权威的崇高荣誉，朝上朝下都尊称“先生”。作为经学的最高权威和朝廷官员，博士执掌用经学讨论国政，制定礼仪，教授太学弟子，通过试策为朝廷选拔人才，以及直接受命于皇帝经办内政外交等重要国务，是一种秩卑而位尊、前途远大的荣耀官职。郑玄被授博士职位后仍然没入朝任职。他在晚年回顾这一段经历时曾经这样一段话：“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意思是说朝廷再次征召我入朝为官，与我一同写在征召文书上一起被征召的许多人，早已成为朝廷中手握大权的重臣。我知道这些被征召的现在已位居公相之位的士人，都是些具有德行美好、雅正大才，能够胜任辅佐王室大臣之职的人，应该按顺序受到朝廷授官和重用。我独自思量，没有在这方面担任官职的能力，只想着陈说和叙述好先世圣人孔子所编著的那些经典的本意，思考着整理好各种对经书不同的解说和思想，想在这方面竭尽我的才力，所以我没有听从朝廷征召入朝为官的号令。郑玄对这次征召只是接受了博士的官位，却以有病为由，拒绝了到朝廷任职。对此，范晔在《后汉书·荀爽传》中评论说“荀爽、郑玄、申屠蟠以儒行为处士，累征皆谢病不诣，及董卓当朝，复备礼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是说荀爽、郑玄、申屠蟠这三个人都是有才学而隐居不愿做官的大儒，多次征召他们入朝做官他们都以有病为由拒绝入朝。到董卓专权朝政的时候，再次按照征召大德儒士的礼节征召他们入朝，但申屠蟠、郑玄始终不肯屈身入朝以保全他们名士的高风亮节。
　　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听政，后将军袁隗升迁太傅，权柄朝政。袁隗上表朝廷举荐郑玄为侍中之职。说起袁隗这个人来，他在朝廷中不仅权势显赫，而且声望很高。他不仅是名门官宦袁绍、袁术的叔父，还是经学大师马融之女马伦的女婿。东汉时侍中一职，官位不低，是皇帝近臣，掌管皇帝的车、轿、衣服、器物等，因侍中侍从皇帝左右，可以出入宫廷，与闻朝政，为皇帝起草诏书敕命，往往为皇帝所亲近，是皇帝身边亲信重臣的权贵之职，对此，郑玄仍以父亲去世在家为父亲守丧为名，拒绝去京城就职。
　　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在上一年九月废少帝刘辩而立献帝刘协后，又于该年三月，杀太傅袁隗，焚烧洛阳，迁都长安。迁都后，赵谦、王允等公卿大员们又举荐郑玄为赵王刘乾之国相，郑玄以黄巾军又起，战乱频仍，道路阻断不通为由，仍没有受召。
　　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绍为大将军，总兵冀州，兼督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中国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派遣使者邀请郑玄前往冀州，以增声望。郑玄到时，袁绍大会宾客。郑玄最后一个来到宴席，被延请到上座坐下。据《后汉书·郑玄传》中说：“郑玄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就是说郑玄身材高大，能饮酒一斛，眉清目秀，仪表堂堂，温和伟岸。袁绍的客人大都是俊秀豪杰，有才气，善辩论，他们看到郑玄是个衣巾简朴的儒者，以为他并不是什么通达博学之人。于是大家争相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和种种疑难不经的见解，纷纷起身向他发难。郑玄对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依照儒家经籍一一进行申辩对答，每一对答都超出了提问的范围，并且都是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座中没有谁不嗟叹心服。这时，归附在袁绍门下的汝南人应劭，自我介绍道：“我是前泰山太守应中远，愿北面拜师做您的弟子如何？”郑玄笑着回答说：“孔子的学生，考察的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颜渊、子贡这些学生向来不宣称自己的门第和官衔。”应劭听了郑玄的回答感到很惭愧，袁绍也不禁感叹说：“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就是说我本以为郑玄只是关东地区的一位著名的学者，今天一见才知道，他还是整个天下重厚自尊的长者。他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在当今之世，受天下人崇敬，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袁绍荐举郑玄为茂才，向皇上上表章推荐他为左中郎将，但郑玄没有就任。
　　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汉献帝征召郑玄为大司农，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给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所谓安车，就是供年老的高级官员或贵妇人乘用的一种小车。古时的车辆一般立乘，而此为坐乘，故称安车。高官告老还乡或朝廷征召有重望的人，往往赐乘安车。安车多用一马，礼尊者则用四马。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
　　郑玄在家收到皇帝征召他任大司农诏书后，便乘朝廷赐予的安车，所过之处由当地官员迎送，赶至当时的都城许昌。到达都城接受官职，是年他已72岁高龄，不久便得病，后病情加重，他乃向献帝请求告老还乡。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春，郑玄病，是年六月卒于元城沙鹿（今河北省大名县境）。郑玄卒前遗令薄葬，终年74岁。因他已拜受朝廷的官职任命，故世人称他为“大司农”。
　　据东晋著名大学者葛洪编著的《抱朴子》一书记载：“献帝时，郑康成州辟举贤良、方正、秀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汉献帝是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即帝位的，郑玄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去世，也就是说，仅在汉献帝时的12年期间里，从州郡到朝廷先后举荐、征召郑玄入仕做官14次，而他一次也没有就职到位。
　　因此，他在70岁时写给他儿子郑益恩的《诫子益恩书》中回顾评价自己的一生时说：“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做官的显赫功业，但颇有辞官让爵的雅量。
　　在东汉末年腐朽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屡辟屡辞，采取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拒绝入仕做官，既表明了他志向远大、气节清高的名士鸿儒的高贵的节操，又表现了他不肯与那些外戚、宦官以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同流合污的政治趋向。
七、遍注群经
　　郑玄被解除禁锢后，很多学子又纷纷投到他的门下，郑玄只好带领弟子再次回到不其山中注经授徒。郑玄带领弟子回到不其山的原因一是因为慕名前来师从他学经受业的弟子太多，高密家中无法容纳。《后汉书·郑玄传》说此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二是躲避战乱，因当时高密隶属北海国，北海国又隶属青州。青州是黄巾军的主要战乱之地，北海国又是战乱重灾区，而地处东莱之地的不其山一带相对比较平静。像上次进入不其山中一样，郑玄带领弟子除向富家租地耕种，维持生活外，一面向生徒传经授业，一面继续遍注经书，以完成他“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的宏伟誓愿。期间，他先后完成了《诗经》《书经》《易经》《春秋》等经书的注解。
　　《诗经》是经过孔子整理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史学史上都属于一部极重要的经典，汉武帝立五经时将其列为五经之首。但由于时代久远，到汉朝时，人们不借助注疏解说就难以理解或者说是读不懂了。若要真正读懂，非借助前人的注释不可。汉武帝立五经时，在社会上和士人中流传的《诗经》注解本有四家：一是由鲁国人申公培所传授注解的《诗经》，称为鲁诗；二是由齐国人辕固所传授注解的《诗经》，称为齐诗；三是由燕人韩婴所传授注解的《诗经》，称为韩诗；四是相传为赵国邯郸人毛亨（一说为鲁人）为《诗经》作的《毛诗故训传》，并将其传授给其侄毛苌，称为毛诗。其中，鲁诗、齐诗、韩诗均属于今文经派，三家诗说在汉武帝时就已立于学官，并在朝中设立了博士。毛诗属于古文经派，未被立为官学，只在民间传授。毛诗尽管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受到广泛的喜爱和传授，东汉时始盛行于世，郑众、贾逵、马融等古文经学家都研究、传授过毛诗，马融还著有《毛诗传》。在《诗经》方面，郑玄先跟从张恭祖学习了今文经《韩诗》，后又师从马融学习了古文经《毛诗》。他对《诗经》的贡献是在学习《毛诗故训传》和马融《毛诗传》基础上，先后完成了《毛诗笺》和《毛诗谱》两部注解《毛诗》的著作，首次提出《毛诗》作者有大、小毛公之别，并指出《诗》之《大序》为子夏所撰，《小序》则为子夏、毛亨合作。他的《毛诗笺》在注解《诗经》时，以《毛诗》注解为基础，兼采今文经三家《诗》尤其是《韩诗》的有关注解和学说，对《毛诗》讲的过于简略之处，加以补充，对有不同见解的地方，则另加标明，即所谓“若有不同，便下己意”，较之郑玄注解前的《毛诗》，郑玄的《毛诗笺》，不但加深了对《诗》义的理解，使注解对诗意的理解更为深刻和符合原意，而且在文字、音韵、训诂、博物等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郑玄的《毛诗笺》面世后，受到世人学子的追捧，原先立于学官的齐、鲁、韩三家今文经相继亡佚，而《毛诗笺》保存在《十三经注疏》流传至今，应该说《毛诗》能流传至今，郑玄作笺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献的汇编，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些散文，用古代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据说当时保存在鲁国史室里的各类档案文告有1000多篇，孔子从中选取了100篇，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战乱以后，只有秦博士济南（今山东省滨州市）的伏生还在讲授《尚书》。伏生将《尚书》传授于晁错，后来又依次传授给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使《尚书》先后出现了欧阳氏和大、小夏侯学说。伏生所传之《尚书》仅有二十八篇，为今文经。西汉时期，欧阳氏和大、小夏侯三家所传《尚书》都被立为官学，设置了博士。景帝末年，景帝的儿子刘余为扩建宫室苑囿，曾破坏孔子之宅，在拆除墙壁时发现了一些藏在墙里的古书，其中有一部用古文写成的《尚书》。后来，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将这些古书献给了朝廷。西汉末，著名经学家、学者刘歆在奉汉帝之命整理皇家图书室藏书时发现了这部古文《尚书》，他认为这部古文《尚书》比流行于世的今文《尚书》更接近历史实际，更有学术价值，因此，将之公之于世，并一度将之立于学官。虽然后来被从学官中废除，但在民间却得到广泛的流传，东汉大经学家贾逵就曾撰写过《尚书古文同异》一书。郑玄在太学求学时向张恭祖学习的就是古文《尚书》。期间，扶凤有一个叫杜林的人，在西州得到了一部漆书古文《尚书》，此书得到一些经学家的重视和肯定而流传于世，著名经学家马融就曾注解过漆书古文《尚书》，著写了《尚书传》并讲授此书。郑玄师从马融时跟随马融学习过漆书古文《尚书》，因此，郑玄所注解的《古文尚书注》，是以漆书古文《尚书》为底本的，传承了贾逵、马融等古文经学家的学说，但与马融不同，郑玄注解《古文尚书注》既用古文也兼采今文。郑注出现，“古文《尚书》遂显于世”，为儒者所宗。今文经的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所传的《尚书》在郑玄的《古文尚书注》面世后便散失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