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5年12月25日

　　◎崔志亮

　　若说莫言的故事在家乡满天飞，有些夸张；若说莫言的故事在家乡不是满天飞，又让人不相信。正好今天闲暇，就想和大家说说我和莫言的故事，不是为了攀附名人，只是因为感觉有这么一位文学界的大咖做老乡，特别自豪。
　　家乡出了位作家莫言，对我这般的文学爱好者而言，更是与有荣焉。心里像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恨自己没长翅膀，立刻飞到莫言身边，去请教那些在胸腔里发酵了许久的文学问题，去聆听那想象中的、春风化雨般的谆谆教诲。
　　这念头的种子，怕是早年就埋下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单亦敏先生，和莫言是邻居。单老师曾笑眯眯地回忆，莫言小时候常到他家串门子，有一次，他告诉那个黑瘦的、眼睛格外亮的孩子：“济南一位大作家，每天能吃三顿饺子。”就为这“三顿饺子”，莫言立下了鸿图大志。后来，另一位语文老师王兆勤先生，又用赞叹的语气告诉我，莫言的小说《民间音乐》受到了孙犁先生的首肯。孙犁啊，那名字本身就闪着光。连我的邻居，河崖公社轧钢厂的会计郭士勤大叔，一位文学爱好者，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正捧着《收获》杂志读莫言的《球状闪电》，读得入神。见我来了，他摘下老花镜，很认真地对我说：“孩子，你得向莫言学习，先立志冲出咱这地方，再想着回来造福家乡。”
　　这些话，像细雨，无声地渗进我心里那块向往文学的薄田。
　　1985年，我考上了山师大中文系。同学们知道了我和莫言是老乡，那份热切便找到了出口。他们鼓励我走创作的路，更有那心直口快的，拍着我肩膀说：“赶超他！”我哪有那么大的志向和天赋？只是心里那点火星，被扇得更旺了些。那时，我也偷偷鼓捣点“豆腐块”文章，加入了系里的“绿原文学社”，工工整整地抄了稿子，贴在橱窗里，下一期眼巴巴等着看有没有几句点评。仿佛那橱窗就是通向文学世界的第一个窄门。
　　也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系统读到了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那种通感的、疼痛又瑰丽的想象，《红高粱》中那股泼辣粗粝、酒神般奔涌的生命力，让我彻底呆了。读罢，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深重的自惭形秽，感觉自己那点小心翼翼的描摹，离那片土地真实的、滚烫的魂魄，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系里为此搞了一次莫言作品研讨会，赞美声如潮，可也夹杂着些质疑的礁石。我的恩师宋遂良先生，一面为莫言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才情击节赞叹，一面又对他某些“不加节制”的描写，微微蹙眉，颇有微词。我曾模仿莫言那泥沙俱下的语言风格，写了一篇《一捆秫秸》，兴冲冲拿去请宋老师指教。老师看了，沉默片刻，然后毫不客气地“枪毙”了。他说：“学他，不是学皮相。你还没找到自己的声音。”一盆冷水浇下来，我那股盲目的创作热情，连烟都熄了，只剩下一地冰凉的灰烬。大二期间，我还给莫言写过一封信，莫言没有专门为我回信；他在给我的恩师杨守森先生的复信中转达了对我的鼓励。
　　然而，想见莫言一面的渴望，却在那灰烬底下阴燃着，不曾熄灭。
　　机会来得突然。1987年暑假，空气里满是泥土被晒透的香气。表兄来我家，说电影《红高粱》要开拍了，莫言回了老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吃过午饭，表兄骑上他那辆“大金鹿”回大栏乡，我二话没说，推出父亲的自行车，跟了上去。一路上，风在耳边呼呼地响，路边的白杨树叶哗啦啦地翻着银白的背面，我的心也像那叶子，慌乱地翻腾着。
　　进了高密东北乡那片熟悉的村落，拐进那条土巷，推开那扇普通的木门，莫言，竟然真的就在家里。院子敞亮，地上晒着些豆秸，散发出好闻的植物气味。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校长也在，他刚从湖南调回高密一中任副校长。我们就在院子里，围着一张矮矮的饭桌，坐在小马扎上。莫言的母亲，一位慈祥清瘦的老人，忙着用柴火烧水。大哥则用一把老旧的提梁壶，给我们沏茶。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但那股香气在乡间的院子里飘散开来，竟有一种别样的安宁。
　　我有些拘谨，问大哥为什么从湖南调回来。大哥啜了口茶，笑着说：“那边冬天没暖气，湿冷，那冷气啊，像是能绕过皮肉，直接钻到骨头缝里去，北方人受不住。”莫言话不多，听着我们聊，目光有些散淡地望着院子角落。我鼓起勇气，问起创作的事。他转过头，语气平和，像在说一件最普通不过的道理：“不必光读我的东西。古今中外，好的都要读。甚至，非文学的书，历史、哲学、杂学，更要读。”他说这话时，并没有看着我，他的目光，落在他母亲赊来的一群半大的鸡雏上。
　　那群鸡仔正在地上啄食撒开的高粱米。一只小公鸡，羽毛刚刚显出些鲜亮的颜色，脖颈昂着，十分强梁。它不许任何一只小母鸡靠近食物，谁敢上前，它便梗着脖子，竖起颈毛，凶狠地啄过去。小母鸡们惊惶地躲闪，咯咯低鸣，敢怒不敢言，只能围在外圈，眼睁睁看着那“霸王”独享美餐。
　　我们都看着这场景。忽然，不知何时，莫言的手里多了一根柔韧的棉槐条子。说时迟那时快，他手臂轻轻一扬，那枝条在空中掠过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虚影，“啪”一声轻响，正抽在小公鸡昂然的头颅上。
　　小公鸡一下子懵了。它停止了啄食，晃了晃脑袋，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接着，它开始踉跄，脚像踩在棉花上，脖子软软地耷拉下去，又颤颤巍巍地想抬起来。它歪歪斜斜地转着圈子，每转半圈，便无意识地往空中啄一下，眼神涣散，模样既滑稽又可怜。
　　“看，”莫言放下枝条，嘴角浮起一丝孩子般的、恶作剧得逞似的笑意，“脑震荡了吧。”然后，他收敛了笑容，看着那群终于敢试探着围上来啄食的小母鸡，轻轻说了一句：“我最看不惯以强凌弱。”
　　那一刻，院子里忽然很静。只有母鸡们安稳啄食的“笃笃”声，和那只晕头转向的小公鸡偶尔发出的、含糊的“咕咕”声。午后的阳光明亮地泼洒下来，照着他平静的侧脸，照着他母亲含笑的眼睛，照着一地金黄的粮食和终于得以共享这份安宁的鸡群。我望着他，忽然觉得，之前读过他所有的文字，那些辉煌的、狰狞的、浓墨重彩的篇章，仿佛都在这一刻，被这轻轻的一句话，这道迅疾而精准的弧光，照透了，点亮了。它不是来自书斋的哲学思辨，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最朴素的正义，是一个沉默的观察者，对生命之间那微妙平衡的本能守护。
　　什么时候告辞的，如何告的辞，三十八年白云苍狗，弹指一挥间，记忆早已漫漶不清。唯有这个故事，这个午后院子里微不足道的插曲，却像用那根棉槐条子，抽打在我心版上的一道印记，清晰，深刻，永不磨灭。我从那时起才懵懂地觉得，自己似乎触摸到了他那“作为平民写作”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怎样的心。那不是俯瞰众生的悲悯，而是置身其中的体温；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随手为之的、近乎本能的“看不惯”。
　　后来，我终究没有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那棵参天大树撒下的荫凉太广袤，他长出的方向也太独特，让我这株小草，看清了自己更适合在平凡的泥土里，汲取另外的露水与阳光。但那次仰望，却成了我精神世界里一枚永久的坐标。它让我懂得，真正的力量，有时并非轰轰烈烈开疆拓土，而是能在某个寂静的午后，为一个微弱的、被欺凌的“咯咯”声，毫不犹豫地扬起手中柔韧的枝条。
　　这，就是我与莫言老师仅有的一次见面。我把它说成是一株小草对一棵参天大树的仰望，想来，是可以的吧。树有树的凌云之姿，草有草的匍地之情。而那片我们共同扎根的厚土，因了那一下精准而温柔的抽打，在我记忆的天空下，永远回荡着一声关乎正义的、清亮的回响。